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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整体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在这样的节点，需要一个短期方向的选择，多看少动，
从目前的一段的走势来看，短期可能震荡向下的概率还会偏大。
外部的不确定性，以及获利盘的消化，以及十月利空因素的考虑等等，
至少来说，要再次有非常像样的赚钱机会，还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最近依然是多研究，多观察，耐心的等待下一次大机会的来临。
达里奥的一些观点，依然让我颇有受益，在今天的文章里分享完剩下部分的。
这部分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是从1949年到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其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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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虽然有点过于简单化，
我们可以把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的演变看作是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8年直至2013年, 第三阶段：从2013年到现在。
每一个阶段都使中国沿着长期发展的曲线前进，因此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成就，随后的阶段都以此为基础。简而言之，这些阶段沿这一曲线发生如下：
从1949年到1976年，a）巩固了政权，b）建立了中国制度、治理和基础设施的基础，c）管理中国。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经济。
在1976年至1997年之前，中国转向了一种更加集体的领导模式，对外开放，引进并发展了市场主义实践，在金融和其他方面变得更加强大，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威胁。与美国建立共生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是有益的。
在经济上，两国关系是共生的，因为美国从中国购买价格诱人的商品，而中国又把赚来的钱借给美国人用于购买这些商品。结果，美国获得了中国借给美国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而中国获得了美国欠中国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中国以基本稳健的方式悄然变得更富有、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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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财富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越来越多的人对流向中国的就业怨声载道，并且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债务扩张，包括中国。再加上中国的发展开始变得更具竞争性，两国关系开始发生改变。
2013年之后，中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中国本身也变得负债累累，尽管主要的债务是国内债务。
加快经济改革，在积极改革经济的同时应对债务增长的挑战，支持领先技术建设和全球化。加积极地缩小教育和财政条件方面的差距，保护环境和巩固政治控制。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唐纳德·特朗普(一个主要靠吸引失业者而当选的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选总统，引致当前类似于日本和德国崛起挑战既有权力大国的1930年代。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些。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6年：基础建设
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谈及建立一个负责基本服务的政府的实际问题。新政府迅速修复了交通和通讯系统，并将银行系统收归国有，将其置于新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之下。为了降低通货膨胀，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收紧了信贷，稳定了货币的价值。政府将大多数企业国有化，并将农业用地分配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它还创建了“教育、科学、技术和公共卫生”的“公共机构”。不管一个人是否工作，他都只能得到基本的报酬。没有基于业绩的薪酬。这些保障每个人基本收入和福利的措施被统称为“铁饭碗”。这些变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但除了用使命来激励员工积极行之外，其他激励非常少。中国大陆摆脱外国人，并建立基本的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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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6年，中国经济增长相当不错，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
平均年通货膨胀率在1-2%，获得了约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人民生有所改善但仍然贫穷。
1976年意义重大，中国面临第一次代际变革。领导人开始发生改变。
1978年，最重要的政策都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改革”和“开放”。
改革意味着“市场改革”，这意味着利用市场化来帮助资源分配，从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开放”意味着与外部世界互动，以学习、改进和发展贸易。
这使得中国开始把市场经济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并对外开放。更大的“改革”和“开放”——将让中国的经济更强大，只要没有更强大的外国势力想要阻碍当时经济疲软的中国的发展, 所以关键是要追求这些方向上获取利益。1979年与美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是改革开放战略是一致的。
当时的中国非常贫困——人均年收入不足200美元——所以中国需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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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接受一切事实，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共存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正确的。
改革政府的决策结构。领导团队遵循同样的基本路径, 使中国更富裕, 更强大的通过使经济更加市场化和增加中国的贸易和学习其他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经验。
1984年，达里奥第一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中国当时非常贫穷落后。但是他立刻明白它的人民聪明而且文明。
他记得当时在中信的“巧克力大厦”十楼演讲，通过窗户指着两层胡同（贫困街区），并告诉听众，胡同不用多久就会消失，摩天大楼很快就会代替它们。
他们不相信我，并告诉我：“您不了解中国”，我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开放带来的经济套利的力量。
我们过去40年所看到的高增长，其背后最大的力量就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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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而中国人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的表现甚至超越了我的最高期望。
在中国独特文化的影响下，他们通过制定和实施改革来做到这一点。这些改革解放了人民，让他们能去实现出色成果。全球化以及世界希望中国的加入也有很大帮助。
我当时经常听到的明确目标是“打破铁饭碗”，这是指不提供消极的保底就业和确定的保底福利，而是以更加激励性的补偿代替它们。
中国继续开放并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市场经济。
1989年，新中国建立第一个股票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看到许多人把中国金融市场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通过这一切，我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以及这些力量所带来的迅速进步有了更深的喜爱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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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和贸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可以说，全球化极大地帮助了中国，中国也给全球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化始于1995年，始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直至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2016年。
中国于2001年加入。此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飞涨。2001年，美国与80%的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中国。现在，在大约70%的国家中，中国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
在全球化的这段时期，中美之间发展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向美国出售以极低成本生产的消费品，而中国借钱给美国来购买他们的消费品。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笔“先买后付”的交易。中国人喜欢它，因为他们通过持有美国借据以世界储备货币的形式积累了自己的储蓄，而美国人通过借钱来获得所有廉价的东西。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仅为美国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他们却借钱给美国人购买消费品，因为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好的借贷条件。对我来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反映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举债来为他们的过度消费融资，而中国人更重视储蓄。这也反映了新兴国家希望通过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债务进行储蓄，从而导致新兴国家建立债务资产，导致储备货币国家过度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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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不得不应对他们放任其发展的内部债务危机。
1991年，债务和经济问题被称为“三角债务危机”。结合对中国环境的实际了解，采用了世界上的最佳做法（例如，使用“坏账银行”清算，出售和减少坏账）这个方式帮助清理了过去问题，得以用更好的状态重新开始，从而刺激了增长。
从1978年开始改革直到1997年，中国经济近2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经济规模增长了六倍多，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8％。中国的外汇储备从40亿美元增长到将近1500亿美元（经通胀调整为今天的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2500亿美元以上）。储备从1978年的年进口量的60％增长到1998年的进口量的125％以上（到那时，外汇储备几乎覆盖了外债的800％）。
1998年至2002年，必须解决“三角债务”问题（即国有银行因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而向国有企业放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债务和公司重组，以解决该问题，其中包括政府出售官僚经营和无利可图的国有企业，出口和外汇储备的建立，打击腐败，发展和改善市场以及市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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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如此，
当国家领导权没有受到威胁并且新兴国家尚未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中国）可以从领先大国（美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它们以共生的方式工作，直到新兴大国变得强大到足以威胁领先大国为止。
除了从学习中获益，他们还从相互交易中，以及以共生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获益，直到这种方式变得不利。
更具体地说，1978年至2008年是中国快速增长的时期，其原因是：1）世界仍处于大循环的和平与繁荣阶段，在这个大循环中，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被广泛接受为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即人们认为商品和服务应能以最节约成本的方式生产，有才华横溢的人才自由流动，不受其国籍影响，民族主义是坏的，全球机会均等和寻求利润的资本主义是好的。2）同时，1978年之后，中国转变为运行良好的“市场”和开放政策。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国资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巨大的储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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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以来：冲突的出现与全球化的终结
传统上，由债务增长所资助的繁荣时期会导致债务泡沫和巨大的贫富差距。
泡沫在2008年破灭（如1929年），因此世界经济萎缩，美国中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其他人受到伤害（如1929-32年），利率被降至0％（如1931年），这还不够宽松，所以中央银行在2008年（如1934年）印制了大量货币并购买了许多金融资产，这带动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从2009年开始上涨（如1933-36年），那些拥有金融资产（“富人”）的人比“穷人”占有更多的利益，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例如1933-38年）。
就在这一时间，那些正在全球化中迷失的“穷人”，特别是那些看到自己的工作被移民所取代的人，开始与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们抗衡。通常，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与巨大的贫富差距相吻合的时候，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一如1930年代。
那时，新兴大国向主要世界大国发起挑战的威胁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开始减弱，一国之内和一国之间的富人与穷人之间、新兴国家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冲突时代开始了。
2008年11月，在全球金融危机中， G20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并同意通过积极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刺激其经济，这些政策要求大幅增加政府债务并要求中央银行创造货币和信贷为其融资。
在2009-12年期间，由于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被用来帮助中国和世界经济摆脱疲软，中国的债务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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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3阶段至今：成为世界大国的阶段
2013年之后，制定计划的过程包括许多集思广益的会议，讨论哪些政策和计划最合适。
决策者认为，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即，转向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包括减少对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的支持，减少对产生不良贷款的实体提供的保护），必须大力清除腐败，加强法治。
就经济和市场而言，中国积极奉行改革开放市场和经济，控制和管理债务增长，更灵活地管理货币，特别是在中国想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行业中支持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导向的政策，建立由发达的监管机构制定的明智法规，在未来的技术和行业中建立其能力，扩大经济利益，从而将其扩展到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和人民那里，控制环境污染。
然后，我们爆发了大流行病，经济衰退，大量印刷货币和信贷，并发生了各种类型的冲突（最明显的是出于种族动机的抗议和骚乱），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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